阿莫尔戈斯游记攻略,阿尔莫什

迈锡尼城堡的幕墙以及箭塔、它的纹章式的狮子门以及宏伟的“阿特柔斯宝库”在海因里希·施里曼的时代前在人们的面前静静地守候了数十世纪，所有人都认为它们所代表的只是荷马的英雄时代，希腊文明粗陋的开端。然而施里曼在这个门后面的墓穴中所发现的珍宝令世人大为震惊，特别是学者为它为它们所展现出的迈锡尼史前居民的精湛工艺而重新改变了对爱琴文明的看法。

然而在1867年之前就已经有大批的证据存世，如果它们能够被认真地收集和研究的话，施里曼的发现就不会显得这么戏剧性了。虽然有一些纳贡，比如埃及的底比斯第十八王朝的莱克玛拉（Rekhmara）墓中所发现的瓶罐带有特别的样式，已经被确认为属于地中海的一个民族；然而当时在地中海发现的史前残存为数甚少，不足以认定他们的栖居情况或是文明的程度。同样，1870年左右默默存放在各个博物馆的爱琴文物也不足以提供揭露隐藏在阿尔戈斯、特洛阿斯（Troas）和克里特神话之下的希腊秘密的钥匙，使它们能够得到更认真的对待。爱琴器皿自1840年起就在塞夫尔（Sèvres）和纳沙泰尔（Neuchâtel）展出，它们的来源一是米洛斯的费拉科庇，另一个是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

希腊王国成立之初被任命为雅典文物掌管人的德国考古学家罗斯（Ludwig Ross），在他始于1835年对于希腊诸岛的考察中对一些早期凹墓（intaglio）产生了兴趣（此后它们以孤立石，德语“Inselsteine”著世）；不过还要等到1878年牛顿（C.T.Newton）证明它们不是变形的腓尼基产品。1866年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而在锡拉希亚岛（Therasia）开采白榴火山灰，一种二氧化硅质的火山灰，在开采的过程中采矿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原始的建筑结构。之后，1870年法国雅典学院在圣托里尼（锡拉岛）上发现了一批陶器，它们的风格在现在看来明显属于稍早于爱琴晚期的器具，此外同时发现了许多石质和金属的物件。地质学家福凯（Ferdinand A. Fouqué）根据所覆盖的喷发地层，多少有些武断地将它们定为前2000年。

同时，1868年比利奥蒂（Alfred Biliotti）在罗得岛伊阿利苏斯（Ialysus）的墓中发现了许多绘有图案的瓶罐，后来人们称之为第三和第四“迈锡尼”时期作品，它们由拉斯金（John Ruskin）带回并在大英博物馆内展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被认为只是年代未定的亚洲当地制品。也没有人试图将它们与四年后在阿提卡的墨尼第（Menidi），靠近阿尔戈斯赫拉神庙（Argive Heraeum）的一个陵墓中发现的石刻“蜂窝墓”内所发现的物件所关联。

甚至施里曼在特洛阿斯（Troas）的希沙利克的第一次发掘也没有激起多大反响。直到第二层“焚毁的城市”于1873年出土，同它的工事和器皿、以及发掘者认为是其贮藏的大量金、银和青铜物件一起进入世人的视野后，才在圈内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且最终跨越了这个圈子获得了普世的影响力。因此，当施里曼三年后来到迈锡尼墓前，所有的灯光都最终聚焦到了希腊史前的这段辉煌时期。发现表明，迈锡尼物件的制造和装饰风格同已知的所有艺术门派都不相同，而且对于“孤立石”和伊阿利苏斯器皿越来越广泛的发现，以及对早期锡拉和希沙利克文物的比对让我们对这一文明空间和时间上的深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人们普遍接受了将荷马笔下的物品和迈锡尼珍品作比照的做法，同时，无疑显示了《伊利亚特》中的文明是其祖先迈锡尼人的遥远遗产。

施里曼于1878年重新开展了对于希沙利克的工作，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底面地层的知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吕底亚”城市第六层所包含的爱琴遗物，直到1879年起担任施里曼助手的多普费尔特博士（Dr. Wilheim Dorpfeld）于后者去世之后对希沙利克继续进行的研究，才抓住了这一点。不过在施里曼1884年对于梯林斯上层的发掘已经使人们对史前的日常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这一贡献两年后由特松塔斯（Christos Tsountas）在迈锡尼宫殿的发现进一步加深。然而施里曼在梯林斯的工作直到1905年才重新继续，证实了一直被猜想的事情，即在他所发现的宫殿的底下还有另一座更早的宫殿。

自1886年起，所有的发现，包括阿尔戈利德地区之外的坟墓，包括特松塔斯对迈锡尼建筑和小墓葬的持续发掘，以及独立于施里曼所发现的另一座宝库，统统被收集到雅典的国家博物馆。在同一年，许多圆顶墓在不同的地方被发掘出来，包括阿尔基那（Arkina）、阿提卡半岛的厄琉息斯、位于色萨利的沃洛（Volo）附近的迪米尼（Dimini），泰格图斯（Taygetus）山西侧的坎波斯（Kampos）以及位于凯法利尼亚岛的马斯卡拉塔（Maskarata）。许多墓葬都被盗劫过，但还是留有一些器具。其中最富有的坟墓是1889年于拉科尼亚的瓦斐奥发现的，除了许多珠宝和金匠工艺品之外，还有一对特别珍贵的刻有猎牛场景的金酒杯。此外有一些绘画风格粗犷的碎陶器让人十分困惑，直到对克诺索斯宫殿的发掘之后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

在1890年和1893年斯泰斯（Staes）在阿提卡的托里库斯（Thoricus）清理出一些不这么富庶的圆顶墓；另一些石头凿出的“蜂窝墓”或墓室被发现于斯巴达、阿提卡的阿斐德纳（Aphidna）、爱琴那（Aegina）、萨拉米、阿尔戈斯赫拉神庙、阿尔戈利德的瑙普里亚（Nauplia）、底比斯附近、德尔斐以及距离色萨利的拉里萨（Larissa）不远的地方。在结束于1888年的雅典卫城发掘中，许多迈锡尼风格的陶器碎片被发掘出来；但是在奥林匹亚却没有任何收获，或许是它们在引起注意之前就被弃置一旁；德尔斐的神庙遗址没有任何明显的爱琴物件。美国人对阿尔戈斯的赫拉神庙于1895年的发掘也无法证明它在史前时期是重要的地址，然而，就像它毗邻迈锡尼的地理位置所提示的，在爱琴时代后期有被居住的迹象。

对史前文物的寻找现拓展出了希腊大陆。一些爱琴中部岛屿，比如安提帕罗斯（Antiparos）、伊俄斯（Ios）、阿莫尔戈斯（Amorgos）、希洛斯岛（Syros）以及锡弗诺斯岛都发现有异常丰富的爱琴中期文物。西兰（Syran）的墓葬系列埋藏着蜷缩的尸体，正是已知在爱琴最典型的发现。米洛斯岛很久以来就以盛产早期物件而著称，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直到1896年英国雅典学院接手，在费拉科庇发现了除了新石器时代以外爱琴文明各个阶段的文物。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地图上（如米雷斯—J. L. Myres和李希特—M. O. Richter在塞浦路斯博物馆的编目上所给出的）仅在墨萨奥拉（Mesaor'a）地区附近就显示了多于二十五个的定居点，其中萨拉米（Salamis）附近的恩科米（Enkomi）所得的爱琴贵金属珍品是迈锡尼之外最丰富的。商特尔（E. Chantre）在1894年于弗里吉亚以及普提里亚（Pteria）找到了类似希沙利克所产的无光泽的物件。而随后派往安那托利亚西北的英国考古探险队每一次都能够从偏远的林达库斯（Rhyn-dacus）、桑加利乌斯（Sangarius）以及哈里斯（Halys）等峡谷中带回爱琴样式的陶器样品。

而在埃及，1887年皮特里（W. M. F. Petrie）于卡洪（Kahun），在法尤姆（Al Fayyum）发现了克里特风格的彩绘陶瓷碎片。1889年他溯尼罗河而上，在阿玛纳山（Tell el-Amarna）幸运地发掘出不少于800件爱琴花瓶。如今在开罗、佛罗伦萨、伦敦、巴黎和博洛尼亚的众多埃及文物收藏中也已经辨认出不少对爱琴制品的仿制之作，这已经足以偿还爱琴文明在之前对埃及艺术欠下的债了。1885年在西顿（Sidon）发现了两件爱琴陶器 ；而21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基金会（Palestine Fund）对于菲利斯丁（Philistines）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爱琴残片，特别是塞浦路斯陶器。

西西里岛东南部自从奥尔西（P.Orsi）对于伦蒂尼（Lentini）附近的西塞尔（Sicel）墓于1877年的发掘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早期文物的源泉，其中有自希沙利克的第二层以来对爱琴装饰主题的持续模仿。撒丁岛也有爱琴文明的遗址，比如在特蒂（Teti）附近的阿比尼（Abini）。西班牙也在加的斯（Cádiz）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经辨认为爱琴风格的文物。

然而，在爱琴海有一片土地，它的富饶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所有其他的地方黯然失色，这个地方就是克里特。它的丰富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它就是爱琴文明的源泉，并且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政治和社会中心。1885年伊达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精美的青铜器，然后人们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有铭刻的纪念物，例如著名的哥提那法律（Gortyna），这些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不过第一批被确认为爱琴文物的是1878年卡罗恺利诺斯（Minos Kalokhairinos of Candia）在克诺索斯发现的一些物件。继而哈尔布赫尔（F. Halbherr）在墨萨拉（Messara）南部平原的发掘工作也很有收获。施蒂尔曼（W. J. Stillman）和施里曼在克诺索斯进行了不太成功的尝试，最后还是阿瑟·埃文斯在1893年走进了历史，他在继后的几年内游历了整个岛屿，收集了零星的一些意义不详的材料，使他慢慢感觉到重要的发现即将到来。他也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而预期能够发现书写的文字，而在此之前没有人指望能在爱琴文明里找到这种东西。最终的突破出现在1897-98年，克里特文明终于向人们揭开了它的面纱。

因此，当今这里所称的“爱琴地区”已经扩大到了包括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内的爱琴海群岛、希腊半岛以及爱奥尼亚诸岛以及西安那托利亚。仍需要证据来加入马其顿和色雷斯海岸。它的分支可以延伸到西地中海地区，西西里、意大利、撒丁那以及西班牙，以及东地中海地区，包括叙利亚和埃及。而对于昔兰尼卡地区还需更多的了解。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城病逝。几乎所有的马其顿贵族立刻开始了各自利益划分，但他们在当时都没有肢解帝国的意思。众多兼并自前波斯帝国的省份，也已经接受了来自欧洲的新统治阶层，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骚动。 然而，在靠近本土的希腊地区，众多城邦却因此闻风而动。他们以名城雅典为核心，掀起了驱逐马其顿势力的拉米亚战争。这也是古典希腊世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自主行动，恰似城邦政治的末日黄花。 科林斯同盟下的屈辱 带领马其顿王国崛起的菲利普二世 在最为传统的古希腊人看来，马其顿王国实质上是希腊世界的边缘叛徒。虽然其王室自称源自南方的主要城邦阿戈斯，但在日常制度和习惯上却完全靠拢蛮族。加之马其顿人曾臣服波斯帝国，为征服希腊城邦的大军做过马前卒，更是容易引起保守派政客的 *** 。 但到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的崛起已成定局。相比关系更为疏远的色雷斯蛮族与斯基泰牧民，他们至少在宫廷文化层面亲善希腊。因此，部分希腊城市的内部也出现了马其顿派团体。 马其顿的科林斯同盟 几乎控制大半个希腊 随着菲利普二世国王的军队四处扩张，已经将包括雅典殖民地在内的众多要地占据，希腊世界的意见分裂也就日益严重。哪怕有北部的帖撒利地区成为其保护国，雅典和底比斯这样的希腊大城也丝毫不愿意让步。 最终，双方的关系因喀罗尼亚战役而急速升温。菲利普二世的马其顿新型陆军，在这里完败了实力犹存的雅典-底比斯联军，从而晋升为整个本土希腊的盟主。随之而来的科林斯同盟，成为了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重要外部助力。除了需要出钱，希腊人的舰队、同盟军和众多雇佣兵一起，成为了马其顿东征部队的后勤补给守卫者。甚至在帝国版图一路东扩的同时，许多新征服省份都由希腊部队驻防。个别马其顿将领指挥的次要战役，也几乎全部由科林斯同盟的士兵担当。 东征期间 亚历山大一直拥有数万希腊士兵 然而，希腊人很快意识到，自己并不可能成为这个新帝国的二等阶层。因为在亚历山大这样的野心家看来，众多前波斯帝国留下的贵族势力更值得安抚。亚洲地区对帝王的崇拜与顺从程度，远超拉不下脸的希腊公民政客。 因此从东征的后半段开始，科林斯同盟军被大量解散，亚洲籍的辅助军比例急速上升。新的都城也从培拉搬到了巴比伦，使得希腊城邦看山去更像是远离核心的边缘地带。一些因斗争失败而被流放的希腊政客，也在亚历山大的命令下返回家乡执政，更激化了希腊人对马其顿帝国的敌视。 希腊人很快意识到 亚历山大对其并不特别友好 希腊城邦的最后总动员 亚历山大的死讯 让雅典内部蠢蠢欲动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的死讯已经让很多希腊人开始蠢蠢欲动。很快，马其顿贵族们的巴比伦协议内容也被雅典等城市知晓。他们突然发现，此时的帝国君主是有智力缺陷的菲利普三世，而大部分马其顿将领似乎已在彼此间有了隔阂。但最终促成他们下决心起兵的因素，大都源自马其顿人自己。 曾担任马其顿大司库的哈帕鲁斯，因被人揭发贪污而四处逃窜。他在寻求雅典庇护之余，也给了城市5000塔连特白银作为报酬。原本手头并不宽裕的后者，便有了大量招兵买马的资本。同时，大批有过远征经验的老兵在被遣散后回到希腊，但却因为和平而失去了工作机会。部分在亚历山大死前受雇的佣兵部队，也因为政局变化而直接折返。因此，新的希腊起义者是不愁找不到足够兵源。最后，雅典自身也在东征期间进行了改革。全部成年男性被要求为城邦轮流服役，所使用的的长矛和盾牌则由 *** 承担采购费用。加上利用战争机会重组的海军舰队，使得他们看到了复兴往日雅典帝国的机会。 巨额资金流入 让雅典有了扩军备战的能力 相比之下，马其顿人留在欧洲的驻军却是兵力不足。除了没有成建制的海军部队外，常备陆军也被分散在国内主要城市和几个希腊地区的驻军点内。希腊过去不敢造次，是因为担心亚历山大的主力军能折返清算。如今，这层因素已基本消失，带有反马其顿性质的叛乱也就无所顾忌。 此外，为了进一步形成数量优势，雅典的政治家们还在爱琴海西岸四处活动。不仅争取到西面的安托利亚同盟支持，也得到了诸如阿戈斯、福基斯乃至帖撒利地区的支持。近万名雅典士兵首先开始北上，但在北面的皮奥夏地区遭到了当地联军阻挡。由于当初怂恿亚历山大摧毁底比斯城，这个地区的希腊城市依然选择忠于马其顿。但雅典佣兵司令里奥提尼斯很快从西北方向赶到，并带来了其他15000名同盟者和雇佣兵。皮奥夏人在两面夹击下迅速崩溃，也让出了通往北面色萨利地区的通道。 终于马其顿的皮奥夏联军被首先击溃 塞莫皮莱之战 长期担任欧洲总督的 安提帕特 公元前323年秋季，担任欧洲总督的安提帕特还在苦等援军赶到。根据东方传来的消息，原本应该有悍将克拉特鲁斯指挥一支强力部队从巴比伦折返。但因为亚历山大的突然死亡和一系列纷争，援军的步伐被大大牵制。封锁海区的雅典舰队也让去往亚洲的部队难以顺利抵达。 因此在继续向亚洲的各位总督求援后，安提帕特率领自己从本土和色雷斯凑出的13000人部队南下。他期望可以在帖撒利地区挡住希腊联军，既要避免本土遭殃，也不愿意让当地的城市彻底倒戈。由于大批马其顿贵族被路线抽调去亚洲服役，所以这支军队主要由出生平民阶层的步兵担任，仅有600名骑兵负责支援作战。为此，安提帕特还是向已经不坚定的帖撒利盟友请求援助，并得到了一支当地精锐骑兵的加入。 位于马其顿本土与希腊腹地之间的帖撒利地区 当两军在地势险要的塞莫皮莱山口遭遇后，帖撒利骑兵在指挥官门农的率领下反正。在随后爆发的塞莫皮莱战役中，这些曾在亚洲经历过血战的希腊骑兵首先获胜，将刚刚组建的小队马其顿贵族骑兵击溃。接着，雅典-安托利亚联盟的步兵以2:1的数量优势，压向同样稚嫩的马其顿新兵方阵。四面楚歌的安提帕特只等努力维持全军阵线，并让各方阵团在重压之下稳步后撤。 最终，马其顿主力在完全崩溃前逃入了附近的拉米亚城。联军也一路尾随，并将这座城市团团围住。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双方都围绕着该地进行争夺。由于消耗了整场冲突的半数时间，拉米亚也被后人用来命名这次战争。但希腊联军因缺乏必要准备，始终无法攻破城市的外墙。当他们不断强化挖掘的围城堑壕时，还经常遭到城中马其顿守军的突然袭击。作为全军灵魂人物的佣兵司令里奥提尼斯，就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打死。 希腊联军对拉米亚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 海上交锋 海上封锁要马其顿的主要援军难以抵达 此时，已经有超过20000人的马其顿援军准备渡海进入希腊。但总数达170艘船的雅典舰队也已经提前封锁了赫勒斯滂海峡，让两头的马其顿陆军只能在岸上干瞪眼。好在马其顿人比较在财力和人力资源上都更受一筹，足够凑出突破封锁的海上力量。 在公元323年年底，首批马其顿战舰从北面赶来。这应该是安提帕特利用国库从色雷斯沿海招募的兵力，也出乎雅典舰队司令欧伊申的预料。尽管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但雅典海军的封锁被暂时打破。包括科拉克鲁斯在内的2000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得以越过赫勒斯滂，径直冲向南面的帖撒利地区。 雅典舰队一直不停的骚扰马其顿亚洲属地的沿海 但只要雅典舰队的主力犹存，那么马其顿军队的侧翼就永远会受到威胁。欧伊申自然是深谙此道，并带着舰队不停在爱琴海各地机动。安提帕特组建的临时部队，只能为守护海峡而苦等原地，没有向他们发起挑战的能力。 到该年的5月下旬，第二支马其顿海军分队从南方冲入了爱琴海区。这是另一位克拉特鲁斯指挥的腓尼基-塞浦路斯联合舰队，从黎凡特沿海的西顿等地集结而来。雅典人对此完全缺乏心里准备，将大部分 *** 在一个名为阿莫尔戈斯的岛上休息。 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 阿莫尔戈斯 这是因为舰队中的4-5列桨战舰极少，大部分3列桨船员都需要在夜间到附近岸上吃饭睡觉，所以很容易被对手抓个正着。等到使用更大战舰的马其顿海军突然出现，雅典人才慌不择路的起航迎战。但后者的240艘战舰数量，足以碾压雅典耗费全部财力凑出的最后舰队。因此在击沉了克拉特鲁斯的3-4艘战船后，欧伊申的部众便纷纷调头撤离，依靠对海区的熟悉而避免全灭厄运。 但马其顿人还是不愿意措施良机，在稍后又对雅典舰队发起了第三次作战。已经超出承受极限的希腊人，终于向克拉特鲁斯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后者还特意允许雅典人的残部带着受损舰队返回城市，以便让所有人都目睹反马其顿联盟的失败。他的胜利也意味着欧亚两地的交通线被完全打开，马其顿的诸多援军可以在海的两头畅行无阻。雅典作为一个地区海军强国的历史，也基本宣告结束。 海战的接连失败 让雅典海权成为历史 希腊世界的完败 海路畅通后 大量马其顿重步兵返回欧洲 由于海上封锁被突破，20000多马其顿援军开始顺利杀向安提帕特所在的拉米亚城。后者也提前从城市中开溜，赶来迎接自己的救命力量。首当其中的便是曾担任亚历山大近侍的大将里奥纳图斯，他麾下的部队也基本由经历过东征波斯战争的老兵组成。 迫于马其顿人兵威，雅典-安托利亚联盟选择了向南撤退。但不依不饶里奥纳图斯的立刻率军追击，并很快迫使对方停下来同自己展开会战。马其顿人依照经典的布阵模式，首先由右翼的骑兵担任主攻，再让方阵部队依次向前推进。希腊步兵则选择首先后撤，出动精锐的帖撒利骑兵与马其顿人交战。结果，里奥纳图斯因过于自信而陷入近身混战，被全希腊最有名的骑兵斩落马下。但马其顿老兵部队依然阵列完整，在对方步骑兵的联合逼迫下后退，一直到不利于骑兵迂回的山口位置组织防御。希腊人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让部队继续向南撤退。 许多帖撒利骑兵经历过东征恶战 实力强劲 第二天，安提帕特和卡拉特鲁斯也带着新部队赶到战场。除了拉米亚城里的部分残军，还有更多从马其顿本土征召来的新锐骑手。这让他们的军队数量增加到40000名重装方阵步兵、3000名标枪和弓箭手，以及至关重要的5000名各类骑兵。与之对阵的希腊联军却依然只有25000名各类步兵，但还是通过动员帖撒利人而将骑兵数量增加到3500人。 面对兵力上的巨大劣势，接任联军指挥官的安提非勒斯决定继续以骑兵作为突破口。他期望采取类似之前的模式，阵斩对方的主要领头人物，从而迫使马其顿步兵选择撤退。但安提帕特和克拉特鲁斯也吸取了教训，准备以强悍的步兵方阵作为进攻向导。 安提帕特下令长枪方阵直接全线推进 因此在随后爆发的克兰农战役中，50000名方阵步兵几乎同时冲向了武装状况不佳的希腊人。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枪阵突击，只有短矛的希腊步兵被迅速击溃。但凭借大量身经百战的雇佣军老兵支持，联军还是没有因彻底溃散而遭到屠杀。他们接着撤到一处山头位置，并顶住了追击而来的马其顿轻步兵袭击。 联盟的即将失败，还是被帖撒利人看在眼里。一旦宣告彻底失败，那么他们的城市将首当其冲的遭到惩罚。加上现在眼前已是5000名来自欧亚两地的资深骑士，让他们立场完全出现动摇。为了避免自身遭殃，这些全希腊最好的骑兵开始主动逃离战场，并分头回到自己城市中等待结果。 数量占有的马其顿步兵 几乎碾压对手 以雅典人为首的联军步兵，也绝望的向安提帕特求和。但后者却要求每个城市单独来和自己谈判，等于要彻底肢解希腊城邦间的有机联系。同时，马其顿人留下半数部队监视对方，用其余分队开始进攻谋反的帖撒利城市，将联军的本地支持者们逐个铲除。 最终，大部分希腊城市开始抛弃盟主雅典，单独与安提帕特的马其顿势力媾和。他们不仅需要交纳战争赔款，还有几个重要城市需要接受马其顿人驻军。高傲的雅典也在最后派来了和谈代表，并因此被马其顿人强行改变体制。曾是古希腊世界一绝的民主政体，将彻底被外部势力扶持的寡头取代。整个拉米亚战争也就在希腊世界的哀嚎中落幕。 拉米亚战争也预示着城邦时代的正式结束 虽然拉米亚战争不是城邦政体的终结，也不会是希腊人最后一次同强敌兵戎相见，但却彻底击碎了源自古典黄金时代的骄傲。 此后的希腊本土，无论是地区联盟还是强势邦国，都不可能成为一股单独势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交锋中，只能以二流参与者的形象示人，区别仅仅在于支持者是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拉米亚战争称为希腊城邦时代的真正终结。